《诗经》，不仅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，也是一部记录历史状况的文献。司马迁谓之：“记山川溪谷、禽兽草木、牝牡雌雄。”梁启超谓之：“古籍中最纯粹可信之书。可以为古代史料或史料尺度。”鲁迅谓之：“以性质言，风者，闾巷之情诗；雅者，朝廷之乐歌；颂者，宗庙之乐歌也。”法国人比奥评论它是“东亚传给我们最出色的风俗画之一，也是一部真实性无可争辩的文献”。在《诗经》中不乏山西元素，熟读《诗经》当可知悉山西。《
虞国古盐道上的锁阳关
古魏城遗址
映射“山西”年动荡历史
山西是中华文明的根祖之地，是中华始祖黄帝兴邦立业的地方。夏商时期，这里曾呈现出中国历史上雄浑壮阔的画面。西周以后的年，从《诗经》里可见晋国发展史上的四件大事：“虞芮让畔”“荀侯辅周”“曲沃代翼”“秦晋之好”。
《大雅·绵》中的“虞芮质厥成，文王蹶厥生”之句，反映了西周初年虞芮两国为争一块边地，互不相让，遂请周文王评理的事情。两人到了周地，见行者让其路，耕者让其畔，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，感到羞赧万分，相谓曰：“吾所争，周人所耻，何往为，祇取辱耳。”遂还，俱让而去，结果形成了弃荒千年的“闲田”。
《国风·下泉》之“芃芃黍苗，阴雨膏之，四国有王，郇伯劳之”之句，披露了曹国臣子因感伤周王室衰微，各诸侯国以强凌弱，小国得不到保护，怀念周初四方诸侯前来朝觐、天子令郇伯出面慰劳的情景。郇国是周文王儿子郇伯（后成为侯）的封国，地望在今山西临猗县西南。郇侯在武王、成王时期地位显赫。据《逸周书》载：“成周之会……唐叔、荀（郇、荀通假）叔、周公在左，太公望在右。”不仅如此，郇国历代国君均在西周担任重要卿士，并担负征讨诸侯国的重任。公元前年，晋国庄伯攻打翼城，郇国就加入了平乱行列。据《左传·桓公九年》载：“秋，虢仲、芮伯、梁伯、荀侯、贾伯伐曲沃。”大败晋国庄伯。曲沃代翼后，晋武公对当年合纵讨伐曲沃的国家进行疯狂报复，郇国就此灭国，成了晋国大夫荀息（原黯，字子息，郇国灭国后，旧地赐原黯，故以荀为氏，史称荀息）的封邑。
《唐风》之《山有枢》《扬之水》，则揭示了晋国公元前年的一场内战。由于晋昭公昏聩，错将桓叔封于曲沃，并为此新建了超过翼城国都规模的城池，导致曲沃小宗坐大，进而发生长达67年的子祠之争，桓叔、庄伯、晋武公祖孙三代杀伐、逐了翼城大宗的5位国君，直至完全灭掉大宗，成为晋国新主人，即是史称的“曲沃代翼”。对此，民间人士借题发挥讽刺晋昭公“子有衣裳，弗曳弗娄。子有车马，弗驰弗驱。宛其死矣，他人是愉。”警示如此下去，人们将“素衣朱襮，从子于沃（曲沃）”。对此，《毛诗序》持同一观点：“《扬之水》，刺晋昭公也。昭公分国以封沃，沃盛强，昭公微弱，国人将叛而归沃焉。”朱熹也赞同：“晋昭侯封其叔父成师于曲沃，是为桓叔。其后沃盛强而晋微弱，国人将叛而归之，故作此诗。”
“秦晋之好”反映的是春秋时期秦晋两国绵延几代的联姻之事。公元前年，晋武公之子姬诡诸继位，是为晋献公。献公因当太子时与庶母齐姜有私情，继位后便把齐姜纳为夫人，生女伯姬及儿子申生。伯姬嫁给秦穆公，开启“秦晋之好”大幕。后来，晋献公年迈昏庸，要立小儿子为太子，悍然杀死太子申生，公子夷吾和重耳闻讯后分别逃往梁国和翟国。后夷吾得到姐夫秦穆公的帮助，回国即了王位。然他当上国君后却不兑现诺言，并向秦国开战，大败后只得让公子圉到秦国做人质。秦穆公为笼络公子圉，把自己的女儿怀嬴嫁给他。后公子圉听说父亲病了，外公家又被秦国灭亡，害怕国君的位置传给别人，于是跑回晋国。秦穆公当即决定帮重耳践位成王，于是把逃到楚国的重耳接过来，将女儿怀嬴改嫁给他，派兵送他回晋国。重耳杀了已为晋怀公的公子圉，登上王位，成为“春秋五霸”的晋文公。《秦风·渭阳》中的“我送舅氏，曰至渭阳。何以赠之？路车乘黄。”写的就是秦穆公儿子秦康公送晋文公回国即位的事。《毛诗序》如此说：“《渭阳》，康公念母也。康公之母，晋献公之女。文公遭丽姬之难未返，而秦姬卒。穆公纳文公。康公时为太子，赠送文公于渭之阳，念母之不见也，我见舅氏，如母存焉。”
上述四件大事，都是晋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。《诗经》记录了三晋版图的变化，提到山西的魏、唐、虞、芮四个诸侯国，在西周时都还是不到“方百里”的小国。自晋献公采取通商宽农、明贤良、赏功劳等政策后，晋国逐步强大并在以后的群雄逐鹿中，先后击败霍、狄、耿、杨等周边小国，继而挥师南下，于公元前年攻灭魏国，在三年后灭掉芮国、北虢，公元前年又以“假虞伐虢”为手段，灭掉了南虢、虞国，将虞、芮等国土地划入晋国领导下的新魏版图，而晋国则成为囊括如今山西全部和陕西、河北、河南部分地区的大国。《诗经》真实记录了这些变化。在《魏风》《唐风》和《大雅》中，《十亩之间》《纠纠葛屦》《蟋蟀》《椒聊》等描绘的还都是这些“小国寡民”的生活状况，而到《汾沮洳》《鸨羽》出笼时，魏国早已越过中条山，成为欣赏“彼汾一方”美景的国度，而它的宗主国晋国，更成为比肩齐、楚、秦等强国的诸侯翘楚。由于连年征战，士兵不能回家，因而担忧“王事靡盬，不能艺稷黍，父母何怙？悠悠苍天，曷其有所？（《鸨羽》）”《诗经》就是以此鲜明的笔触，记录了晋国由小到大、由弱到强、由地方小国成长为诸侯强国的辉煌历史，将一个极具张力的三晋定格在青史之中。
反映“山西”农业发展状况
从西周到春秋年间，晋国农业一直走在各国前头，其因是得益于尧舜禹对农业的重视和开发传统。生于晋地稷山的后稷自小热爱农业，在掌握了稷、麦、黍、豆等种植技术后，就于当地教民稼穑。尧帝闻知后举他为“农师”，舜封他为后稷，地望在古骀城（今陕西武功县），他在那里繁衍了强大的周王族。《诗经·生民》载曰：“厥初生民，时维姜嫄，生民如何？克禋克祀，以弗无子。履帝武敏歆，攸介攸止，载震载夙，载生载育，时维后稷。”既然周王族与晋地种植技术同为后稷所传，周地的农业发展水平当与晋地处在同一水平。故而《诗经》中《周颂·载芟》《周颂·良耜》《大雅·生民》《豳风·七月》《小雅·楚茨》所说的“三之日于耜，四之日举趾”“畟畟良耜，俶载南亩”“其镈斯赵，以薅荼蓼”“禾役穟穟”“楚楚者茨，言抽其棘。自昔何为？我艺黍稷”“载芟载柞，其耕泽泽”“荼蓼朽止，黍稷茂止”等言及农具、垦耕、沤肥、选种等技术，也代表了彼时山西农业的发展水平。加之晋地降雨量适中、无霜期长、松软的黄土适合还不发达的生产工具、汾水能为农业提供充足水源等得天独厚的条件，晋国农业当是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。反映在《魏风》《唐风》中，涉及农业的篇幅有《汾沮洳》《园有桃》《十亩之间》《伐檀》《山有枢》《鸨羽》等。言及农耕的诗句有“稼”“穑”“不能艺黍稷”“言采其桑”“言采其藚”“言采其莫”等；论及农产品的种类，有黍、稷、麦、禾、稻、粱等。同时还发展多种经营，仅魏国一个家庭，就种桑10亩之多。人们穿着“素衣朱襮”（素净红领衣）“素衣朱绣”（素净红领绣花衣），家有“车马”“廷内”……发达的农业，奠定了晋国“并国十七，服国三十八”的坚实基础。
透射“山西”的厚重文化
《魏风》《唐风》覆盖范围包括如今的山西与河南北部、河北南部、内蒙古中部地区，约35万平方公里。诗作者涉及各个阶层，既有“不狩不猎”的奴隶主、“王事靡盬”的中小官员和“不能艺稷黍”的前线士兵，也有“掺掺女手”的缝衣工、“坎坎伐檀”的伐木工和“逝将去女，适彼乐土”的贫苦农民。诗的题材涵盖国家政治、军事、爱情和家庭琐事。文字简洁优美，比兴手法自如，风格各有特色。或直呼“彼其之子，美无度”，或讥讽“不稼不穑，胡取禾三百廛兮？”或影射“子有衣裳，弗曳弗娄。子有车马，弗驰弗驱”，或寄意“彼君子兮，噬肯适我？中心好之，曷饮食之。”在各种吟放中，以直击时政和讽刺挖苦、鞭笞剥削的内容为主。这种全民能诗局面的形成，与三晋大地深厚的文化积淀密不可分。
年前，黄帝一族在此耕耘播种，建国立业。尧舜禹时代，这里更打下了古中国的根基。中华民族的文脉，一直在这里盘桓。中国政治的舞台，一直在这里展现。著名的《南风歌》《卿云歌》是它的源头，圣人傅说的《说命》三篇是它的筋骨，遍及三晋大地的学堂是它的基石，蓬勃发展的经济是它的动力。终于融汇成了诗意勃发、风格独秉的文化洪流，烂漫在千年圣诗的高雅殿堂之中。
映现“山西”的生态之美
《诗经》诞生时，中华大地正经历一场从寒到暖的转变过程。这个暖期特别长，一直持续了多年。其间，孔子等收集编纂的《诗经》也完美收官。温润的气候，使得黄河、汾河、涑水等河流交相辉映，中条山、吕梁山青翠巍峨，王泽、云泽、董泽、晋兴泽、张扬泽宝石般清透，整个晋国大地一片奇艳瑰丽。那时的黄河水是清的，有“河水清且涟猗”作证。
那时的溪水是透明的，有“扬之水，白石凿凿”为佐。而介于黄河、溪流之间的汾河，自然是清澈见底的。弯曲的河岸边，是大片草木茂密的滩涂，上有“莫”“藚”等鲜嫩野草（见《国风·汾沮洳》）。它见证了“窈窕淑女”“见此良人”的动人场面以及“静女”对心仪之人“美无度”“美如英”“美如玉”的由衷赞美。
那时的山是青色的，有“陟彼岵兮”等诗文铺垫——岵，即绿色覆盖的山峦。遮天蔽日的森林里，分布着檀、枢、榆、栲、杻、漆、栩、棘、栗等杂木（《山有枢》《伐檀》），还有大片大片的荆、葛、椒等蔓草，时有貆、特、鹑、鸨箭矢般窜过（《魏风》《唐风》）。其景象与《山海经·中山经》所记载的“渠猪山多竹，甘枣山多枢，历山多橿”，首阳山“其阴多彀柞”惊人地契合。结实的檀树在“置之河之干”后，被运到京城做了反击“玁狁”的战车。《大雅·大明》之“牧野洋洋，檀车煌煌，驷騵彭彭”就描写了征夫坐着檀车参战的情形。而其他树种，则作了“庭”“室”和重重宫殿的建筑材料。
《诗经》就这样一面潇洒地描述着三晋大地的生态美，一面深刻地揭示着因“坎坎伐檀”“子有车马”“子有庭内”而毁坏的生态环境。如此，使得今人品读《诗经》之于山西时，艳羡之余，顿生惋惜。
展示“山西”文人精神风骨
在《诗经》的所有作品中，《魏风》《唐风》是为特殊的一类。朱熹评价：“其地土瘠民贫，勤俭质朴，忧思深远，有尧之遗风。”之所以如此评价，是因为斯地人民深沐唐尧筚路蓝缕、艰苦开拓、忧国忧民、追求民富之风，民风质朴的连那些富家也吝啬不已：“子有衣裳”却“弗曳弗娄”，“子有车马”却“弗驰弗驱”。更紧要的是，他们心里充满一种对剥削阶级的不满和对国家命运的担忧。面对“不稼不穑”“不狩不猎”的统治阶级，敢于发出“胡取禾三百廛兮”“胡瞻尔庭有县貆兮”的质问。同时担心“硕鼠”们会因“三岁贯汝，莫我肯顾”而毁了社稷，忧心曲沃建城会导致人们“从子于沃”，尾大不掉。在发觉周厉王颁布“专利法”侵害人民利益时，芮国（后被并入晋国）国王芮良夫拍案而起，果断地发起一场震惊朝野的“献诗”活动，以《桑柔》长诗抛砖引玉，引发人们写出《大雅·民劳》《大雅·板》《大雅·荡》《大雅·抑》等政治劝谏诗，酿成青史有名的“国人暴动”，迫使周厉王不得不仓皇逃到彘（今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）地。
故而柳宗元在《晋问》中说：晋人“有茅茨、采椽、土型之度，故其人至于今俭啬；有温恭、克让之德，故其人至于今善让；有师锡、佥曰、畴咨之道，故其人至于今好谋而深；有百兽率舞、凤凰来仪、于变时雍之美，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；有昌言、儆戒之训，故其人至于今忧思而畏祸；有无为、不言、垂衣裳之化，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。此尧之遗风也。”
而孔子之师，春秋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外交家、文艺评论家季札一听《魏风》，便激动地说：“美哉，沨沨乎！大而婉，险而易行，以德辅此，则明主也。”再听《唐风》后，更感慨万端地说：“思深哉，其有陶唐氏之遗风乎？不然，何忧之远也？非令德之后，谁能若是！”
芳气四溢的陶唐遗风显于晋地，传承久远，汇入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之中，成为国人兴国立业、共克时艰、开拓创新、赢取胜利、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壮大的法宝。（李敬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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