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豫章节度使
公元前年对中国历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。从这一年开始，中国历史开始有了确切详细的时间纪念。也就是在这一年，西周国都镐京（今西安）发生了一起动摇西周王权统治的标志性政治事件。这次事件，也预示着西周王权的威严早已非往昔可比，已经摇摇欲坠。这次事件，就是历史上所记载的“国人暴动”。“国人暴动”是一场怎样的事件？为何说它严重动摇了西周王权统治？
“国人暴动”背景：成康之后西周王权日益衰落
约公元前年，居于关中地区的周国国君周武王率领天下大小方国的联军，伐纣灭商成功。凭借灭商后的强大军力和威望，昔日的小邦“周”成功取代商王的天下霸主地位，成为新的天下共主、诸侯盟主，开创周王朝的统治。
周武王以后，成王、康王继起，为周王朝带来“成康之治”的盛世图景，周王朝平定了东方代表旧商朝势力的东夷国家联盟的反扑，拓展了东方疆土，巩固了在东方的统治，周朝势力达到极盛。成康之后，继位的周昭王连年对西北戎狄用兵，虽多有斩获，但却大大消耗了周王室的直属军队力量，且和戎人结怨，从此戎狄之害一直伴随到西周灭亡。同时，周昭王又向南方的荆楚之地用兵，最终意外死在了南征途中。继位的周穆王改变昭王策略，采取四邻和睦政策，周朝国力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。但周穆王时期频繁进行的四方巡视活动（留下《穆天子传》的故事），又损耗了周朝国力。
周穆王西游此后，周共王以天子身份，与手下畿内诸侯抢夺侍妾，严重削弱了周天子在手下诸侯中的威信。再往后，周懿王、周孝王、周夷王三代以叔侄、侄孙身份相继成为周天子，破坏了作为周朝统治天下基础的宗法制，并透露出周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权力斗争。同时，周夷王又听信谗言，烹杀齐国君主齐哀公，导致天下各诸侯与周王之间离心力进一步加重，周王权威进一步衰弱。周夷王之后，就是其子周厉王。在这一时期，便发生了著名的“国人暴动”事件，也就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。
“国人暴动”过程：周王与国都内的贵族争利失败
说完了“国人暴动”的背景，我们再来说说这一事件本身。要了解“国人暴动”事件，就要先了解“国人”指的是什么。在西周和春秋时期，“国人”这一概念是与“野人”相对的。
《周礼·泉府》云：“国人郊人其有司”，贾公彦疏：“国人者，谓住在国城之内，即六乡之民也。”据此可知，“国人”指的是居住在国都里面的人，相对的，“野人”在中国古代多用来指代隐逸之士，或者说是居住在国都之外郊野的人。如秦穆公时期，一次秦穆公在和晋国军队作战过程中，陷入晋军包围，危急关头，一群山野之人跑出来，救下了秦穆公，这里救秦穆公的山野之人，就是与“国人”概念相对的“野人”。而西周春秋时代，居住在国都内的人，多为贵族和士人，而居住在郊野之间的人，多为平民农夫。因此，我们就能知道，“国人暴动”中的“国人”，指的是居住在周王朝国都内的周王室贵族和士人。
搞清了“国人”的含义，我们再来看看“国人暴动”这次事件。国人暴动之前，随着周王权威的衰弱和周王畿内土地上分封的贵族越来越多，再加上周王连年对外用兵和王室享乐的花销，周王的税收等经济收入越来越少，开支越来越大。于是，周厉王动起了“开源”的心思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当时，周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，实行“专利”政策，将王畿之内的山林湖泽改由天子直接控制，不准国人进入谋生。不论是王公大臣还是平民百姓，只要他们采药、砍柴，捕鱼虾、射鸟兽，都必须纳税；甚至喝水、走路也得向周王缴纳钱物。
这个办法，遭到老百姓的强烈反对，就连一些比较开明的官吏也觉得很不妥当。很多大臣也纷纷向周厉王进谏。其中有个叫芮良夫的大夫劝告厉王不要实行“专利”，认为这是很伤人心的做法，因为“专利”政策侵犯了很多贵族和平民的经济利益。实行“专利”后。贵族的经济来源少了，而城市下层平民的生活也更加雪上加霜，顿时民怨沸腾。
周厉王上至贵族士人，下至平民百姓，都对周厉王充满了怨恨情绪，纷纷咒骂他。大臣召公虎看到形势危急，就劝告周厉王，希望废除“专利”政策，否则王畿之内必将动乱。可周厉王根本听不进去。他让卫国的巫师去监视老百姓，如果发现有人谈论“专利”政策，咒骂周厉王，就抓来杀头。从此，人们虽然牢骚满腹，却只好往肚子里咽，谁也不敢再议论朝政了。熟人在路上遇到也不敢交谈，只好以目示意。这就是成语“道路以目”的由来。整个镐京，霎时变得死气沉沉，毫无生气。
周厉王看到此情景，向召公虎炫耀自己残暴统治的成果，表示自己能让国人不说周王的坏话了。但召公虎却说，堵住民众的嘴，就像堵住河流一样，这是智障一般的做法。因为，河流只有疏导才能畅通，堵住河流，一旦发生决口，将造成灭顶之灾。同样，对于民意，只有顺从疏导才能使社会长治久安，堵塞民意只能日益滋生大家的反叛情绪，带来的危害远远超过了河堤决口。正所谓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；川壅而溃，伤人必多。民亦如之”。（《国语》）这段对话记载在《国语》中，就是《召公谏厉王弭谤》的故事。
召公谏厉王弭谤周厉王的倒行逆施终于引发了国家的动乱。公元前年，因不满周厉王的暴政，镐京的“国人”集结起来，手持棍棒、农具，围攻王宫，要杀周厉王。周厉王慌忙下令调兵遣将，剿灭暴动的国人。然而，根据当时周朝的制度，周王的士兵都是从王畿内的贵族和平民中招募而来的，因此，周厉王手下臣子对周厉王说到：“我们周朝寓兵于国人，国人就是兵，兵就是国人。国人都暴动了，还能上哪调集军队？”眼见平定国人暴动无望，周厉王只好带领亲信逃离镐京，沿渭水河岸，一直逃到彘（今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）。最终。周厉王于公元前年（周共和十四年）病死于该地。
国人暴动“国人暴动”的结果：王权旁落周朝国政被贵族把持
国人暴动之后，虽然周厉王还是名义上的周朝国君，但国都镐京实际上却是王位空悬。为此，周王室卿士大臣们决定辅佐太子姬静执政，但鉴于太子年幼，王室卿士们决定代替周王行使王权。这就是“国人暴动”之后的“共和行政”。这一年，也被称为“共和元年”。按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第二》所载：“共和元年，岁次庚申。”也就是说，这一年，为农历庚申年，即公元前年。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，中国历史开始有了确切的纪年。
然而，关于“共和行政”的具体含义，时至今日仍有争议。其中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认为，“共和行政”是“共同执政”的含义。《史记》记载，周厉王被国人驱逐后，周王室卿士大臣召穆公和周公（《今本竹书纪年》记载是“周定公”，但此书被清代学者证伪）联合执政，代行王权，直到公元前年太子姬静成年继位才宣告结束。
共和行政然而，周、召二公代行王权、共同执政这一说法只见于司马迁《史记》所载，此前史书，如《国语》、《古本竹书纪年》、《世本》中均未记载此说。《古本竹书纪年》、《世本》等史书记载，“共和行政”中的“共和”，即“共伯和”。但“共伯和”究竟是谁呢？历史上有关共伯和的国、族、爵、姓以及生平都完全空白。经过众多学者的长期研究,目前已形成若干种不同的观点,其中以“共伯和为卫武公”说最具影响。
“共伯和为卫武公”说始见于唐人张守节的《史记正义》。支撑这一说法的证据有三：一是《史记正义》引《鲁连子》云“共伯复归国于卫也”,可知共伯和之母国为卫国;二是《史记·卫康叔世家》载卫武公名“和”,而其兄称“共伯余”,由此可推知卫武公也可称“共伯和”；三是得名于共国国君“共伯姬和”，武王灭商后，封周王室成员在上古时期共工氏的故地建立共国，也就是今天的河南辉县西北一带，但在武庚联合三监叛乱时，共国站在武庚方，被周公旦所灭，共国灭亡后，封地取消，爵位保留，由卫国国君指派，故卫国是一国两爵，国君世袭侯爵并能指派共伯爵位给他人，而这个卫武公就是“共伯和”。近代以来,多有学者支持此说。然而此说成立的困难之处也十分明显。据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载,共和元年是公元前年,而卫武公去世时间为公元前年,相隔83年,跨度之大超出古人的正常寿命。若认可《年表》的记载,则很难解释这一巨大的时间跨度。
共地位置不过史书确实记载卫武公特别高寿,似乎又为“共伯和即卫武公”的解释留下了空间。如《国语·楚语上》载:“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,犹箴儆于国。”据此可知卫武公年寿在95以上,甚至很可能到百岁左右。顾颉刚先生在《史林杂识》“共和”条中提出,如卫武公高寿至百岁,则共和元年卫武公已经成年,青年执掌国政在古代并非不可能,如项羽、李世民等皆是如此。顾先生以降,持此说的学者不少。直到近年王红亮在《由清华简〈系年〉论“共和行政”的相关问题》一文中也力主此说。从目前的材料看,共伯和为卫武公之说似乎确有诸多证据。
但是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卓异先生却认为，“共伯和为卫武公”说有不少证据,又有一些难以解释的逻辑困难。先,如果认同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的记载,共和行政在前年开始,持续了14年,在前年就已结束。而卫武公元年为前年,比共和行政结束的前年还晚十余年。也就是说,如果共伯和是卫武公,在他进入周王朝代行王政之时,他只是卫国的公子。当时卫国国君卫僖公尚在位。而以公子之位入国都执掌王权，在立法等级森严的西周时期，是难以想象、几乎不可能的事情。要选任执掌国政的卿士大臣，大概率只能从畿内诸侯或天下各封国诸侯中挑选，不大可能选用诸侯国的公子，这在当时是明显的僭越行为。而此时，宗法制度尚属严格，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还未到来。况且，共伯和还政于周王并归国后，仍然在位的卫僖公如何看待这位曾经执掌天下权柄的儿子？
因此，刘卓异认为，共伯和并非卫武公，而是另有其人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中国历史上有确切时间纪年的大事件中的主人公，其身份仍是个谜，有待后世史学家根据历史书籍记载和出土文物证据进一步破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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