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常说“五百年前是一家”，“五百”也就是个概数，而这里，与山西人则是实实在在的“六百年前是一家”。
北京众多的带有山西地名的村落，是年前山西居民迁徙北京之后对家乡的思念。
这些村落的名字大多以当时的“州”“县”命名，比如“石州营村”“河津营村”等等。
在洪洞大槐树景区演出的反映人口迁徙的实景剧
一个官府变卦的民间故事
童年时期听老人们讲故事，说很早以前山西人太多，官府要把山西人移到地广人稀的地方，让他们开荒种地。山西土地肥沃，谁也不走。官府没办法，就说，不想走的都赶在几月几日前到洪洞的大槐树下集合，不去集合的就得离开山西，去别的地方。老百姓听了，都拖家带口的在官府指定的那天前到了洪洞集合。谁知道，官府变卦，成了到了洪洞的就必须走。而且采取强制措施，都被捆起手，在官府的押送下前往。
接着就有了第二个故事，就是“解手”。所谓“解手”，就是解开手上厕所。估计“解手”文雅一些，慢慢就演变成了上厕所的雅称。
故事终归是故事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老百姓的内心想法，比如说官府变卦一事。在当时，让山西人离开故土，还是有很大难度的。
山西人口超过河北河南两省总和
直到今天，人们谈论起山西人，还会说山西人恋家。
其实这是有地理文化渊源的。历史上的山西，特别是晋南地区，地肥水美，物产富饶，灾年和战事相对较少。在农耕文明时代，山西是公认的好地方。人们大多不愿意离开，而且，由于兵荒马乱，外地人涌入山西也不在少数。有统计数据表明，在明洪武十四年（年），山西总人口已达到余万人，而相邻的河北（当时为北直隶省）和河南，人口均在万左右。
人口是一个地区生产发展、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。当时明朝开国时间不久，明成祖朱棣将都城从南京迁往北京后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京城区域地广人稀，虽然在此之前已有过数次移民，但终无法解决根本问题。
于是，在有了明洪武四年（年）三月和五月、建文四年（年）八月的人口徙京之后，永乐元年（年）七月、永乐二年（年）七月、永乐三年（年）九月又有数次规模较大的人口徙京，而与山西关系密切的就有四次，分别是建文四年、永乐元年、永乐二年、永乐三年。
位于北京大兴区的凤河，当初从山西到北京的百姓大多被安置在凤河两岸
这些地名表达了对故土的怀念
众所周知，元朝是一个由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朝代，重游牧狩猎而轻农耕种植是其民族特性使然。所以，当其定都北京之后，首先想到的就是弄一大块土地，用作皇家狩猎场。这块土地就选在了今天的大兴区，面积达平方公里。这里水草丰美，非常适合开垦种植。从山西迁徙到北京的人口，有很大一部分就被安置在这里。
大家听听这里的地名，作为山西人是不是有一种亲切感。
长子营镇上长子营村、下长子营村、上黎城营村、沁水营村、河津营村、潞城营村、南蒲州（今永济）营村、北蒲州（今永济）营村；采育镇下黎城营村、东潞州营村、屯留营村、大同营村、山西营村；青云店镇孝义营村、霍州营村、解州（今运城）营村、石州（今离石）营村。
在北京顺义区，也有一些与山西有关的地名。如赵全营镇的忻州营村、稷山营村、东绛州（今新绛）营村、西绛州（今新绛）营村、红铜营村（原名洪洞营村），在高丽营镇有河津营村、夏县营村等。
村名之所以带个营字，与当年编制管理有关。但他们以原地名作为村名时，则突显出对家乡的怀念。
这里是“云曲三晋”，主要讲述与山西有关的人文历史和地理风情。欢迎点赞、